大臣們又應該恪守哪些原則呢？一要謙虛謹慎，勤於政事；二要以作則，摒除私慾；三要寵辱皆忘，知足常樂。如此一來，國政就會出現「以無統有、執一統眾、以寡治眾和以靜而廣」，繼而「得眾心」的國泰民安的局面。

在黃老之學看來，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靜無為，設分職，定好名分，便可坐其，而作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謹，不求名利，謙恭地教導百姓，那麼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君權神授，皇權至高無上，權柄集於君主一，君主做為天下之儀錶，事必躬親，「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事無巨細，都要一一過問，那麼，則「主勞而臣逸」，皇權和相權嚴重失衡，長治久安也就了一句空話了。

黃老之學的「無為」提倡皇權和相權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穩定當前的制，實現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應、君權神聖」所主張君主集權，已經對社稷穩定形了威脅，朝廷必須起用一種新儒學做為國策基礎，從而穩定和鞏固現行制度，並保證此制能長久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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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據天與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二氣的對立衝突中「主次、靜」的特點，提出了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這一點和儒家「有德者天命為天子」的觀點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曾就湯武除桀紂的問題展開辯論，辯論的主題是湯武除桀紂是「天命」還是「臣弒君」。

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孝景皇帝下判斷說，吃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請他們不要再爭論湯武除桀紂的是非了，其實也就是不贊湯武除桀紂。在孝景皇帝看來，道家黃生的臣下絕對忠於君主的思想更有利於維護王朝的統治，而轅固的「天命」理論則會給社稷穩定帶有很大危險，它既可用來論證「強漢」代「暴秦」的合理，也可以用做發叛和推翻本朝統治的借口。「天命」的觀點了當初儒學不能興盛的原因之一。（這個轅固後來又與竇太后爭辯儒道兩家的高低，竇太后大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孝景皇帝給了他一把好刀，否則他就要被野豬咬死了。）

當今天下，長安有個天子，襄有個天子，誰是正統？誰應該天命為天子？是不是應該有德行高尚的人出來命於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權淪落，誰來做皇帝，估計沒多在意，甚至包括長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對天子和朝廷的忠誠還是停留在裡。造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生靈塗炭等等，但儒學衰敗是個不爭的事實，儒學衰敗導致人們對儒家的綱常名教、對於「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之別」等儒家學說失到了極致，在很多人的眼裡，者為王，敗者為寇，什麼尊卑有序、貴賤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長時間以來，各方豪雄為了爭奪權柄霸佔疆土，不惜誅殺無仇之民，攻伐無罪之城，發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結果，殭以萬計，流漂櫓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來綠草茵茵、五穀飄香的原野，變得荒無人煙，滿目凄涼，而昔日繁華熱鬧、車水馬龍的城邑，更是為瓦礫廢墟，但就是在這種況下，王公貴族、門閥富豪們還是利用手中的權勢和實力窮奢極侈，橫徵暴斂，為所為，誓死要榨乾百姓的。他們吃喝玩樂，穿著綾羅綢緞，住著瓊樓高宇，家裡堆滿了金銀和錢糧，過著荒生活，而可憐的百姓們被迫背井離鄉，四流亡，啼飢號寒，人競相食，白骨蔽野。試問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三綱五常？還有什麼禮法名教？還有多人對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種新儒學，重建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重建禮法名教，並在此基礎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儀，重建大漢王朝的信心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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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四經》重視農業生產，認為據天地、、四時的自然規律，應該頒布相應的農業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統治者就應「恭儉無為」，不要在農忙季節大興土木以「逆天時、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財而使百姓無法繼續生產，而要做到這種以不干涉、不影響百姓的生活為主要容的「無為」，天子和各級吏必須在生活上「恭儉樸素」，不尚奢華。

這同樣是當前朝廷急需解決的問題。

重農抑商的政策朝廷頒布了不，但效果不是很好，農夫的收並沒有顯著提高，而這些年奢華之風卻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門閥世家和商賈富豪，尤其是婚嫁和喪葬，更是了人們競相攀比花錢的地方。貧苦百姓們在奢華之風的影響下，日子越來越艱難。

儒家的核心是禮，禮制紛繁複雜，諸多禮儀在實施過程中需要花費很多錢財，而最花錢的就是婚禮和喪禮。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家資一般在數萬錢至十餘萬錢之間，而一個男子的聘金數基本上是其家資的總數，在萬餘錢至數萬錢之間，加上婚宴花費，一個男子娶親就足以讓其家一貧如洗。

至於喪葬花費更是驚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國的本，是對人的最基本要求。人們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風自秦開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對厚葬習俗嘆說，「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禮儀不能達。」因為埋葬死者而弄得傾家產、而賣為奴、而貪贓枉法、而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致使活著的人往往無法維持生活，境遇悲慘。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武皇帝都曾針對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終」，甚至下詔頒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簡單，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學說，要求人們學習《四書》、《五經》，加強「六藝」的教育，通過道德、名節、禮法和知識的教養和修習，使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食住行、待人接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在社會上做一個仁、義、禮、智、信五常畢備的拳拳志士，為溫、良、恭、儉、讓五德在的彬彬君子。試想在忠孝仁義禮已經深一個民族，一個王朝骨髓的況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們對「孝」的尊崇嗎？

極必反，這個問題在大漢穩定時期或許對社稷的危害不嚴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廢俱興之期，這個問題就直接影響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穩定。

為了解決這一類諸如影響百姓生活、影響社稷安危的諸多問題，朝廷同樣需要從儒學上下手，同樣需要一個新儒學，需要一個既能教導人們遵守禮法名教，又能教導人們「恭儉樸素」的新儒學，讓天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

李瑋接著又藉助《黃帝四經》說到了「文武兼備、輕賦薄徭、貴守雌」等等關於道家黃老之學在戍守疆土、與民修養、選拔人才等等國策上的優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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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目標是儒道合一，以儒為主，以道為輔，實現一種『無為而有為』的治國理念。」李瑋鄭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議。

對於朝廷來說，單單依靠經學和道家黃老之學都無法解決在中興大業推進過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目前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援道儒，儒道相融，繼而在新經學的基礎上再創新儒學。

儒學是以倫理、政治為軸心的人文之學，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是其他諸子百家所難於比擬的，它有通六藝、重在教化和積極用世的優良傳統，擁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觀念，其本一直蘊藏著巨大的生命力，是維護和支撐大漢的神支柱，它的主導地位不可搖。

道家黃老之學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豎起來，事實上本不可能。

黃老之學與時遷移，應變化，吸取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各種歷史經驗，兼收了儒家、名家、家等各家之長，比如黃老之學中的「無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斷於法」的要和墨家的「恭儉樸素、強本節用」的思想大義；「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據「四時之度」頒布相應的政經制度，實際上就是家的「因之大順」，黃老之學因此功建構了一個開放的、有著多種學派涵的、有很大包容的靈活而又實用的一系列思想系，在本朝初年長盛不衰，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但董仲舒大師公開援道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黃老之學的全部華，並利用道家和家的思想系充實和發揮了儒家義理，然後在此基礎上匪夷所思地構建了一個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四時」，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的「有為」，又有道家的「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的「無為」的嶄新的儒學思想系。經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搖一變，了兼「霸（黃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漢學。既然道家黃老之學的髓變了董氏儒學的，黃老之學便不可避免的喪失了政治和理論上的雙重優勢，不得不無奈地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