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夏潯的一番大罵起到了撥反正的作用。

他是遼東職位最高的員，在這裡的威也是無人可比，可以說，除了皇帝親口表態，他的言語就代表著遼東的意識方向。

當然，真能起到意識方向的作用，這也得益於遼東得天獨厚的條件，如果換個地方，比如中原那種文教發達的地區，就算是皇帝，雖能一錘定音，也要引來諸多責難。文人的那張，可是連皇帝都吃不消的。換作夏潯更不用提，早被鋪天蓋地一片罵聲淹沒，哪還能起到糾正意識形態的作用。

可遼東不然，這兒就在幾年前還是連府都沒有的，沒有布政司、沒有州府縣令，所有的一切行政事務概由遼東都司管理，是軍政府，而文教方面更是幾乎沒有，所以文人在這裡沒有市場，更談不上形輿論力量強大到連天子都要忌憚三分的士林力量。

雖然經過數年的發展，遼東文教已經鋪開，但是他們的影響力現在依舊有限，萬世域礙於這些人在士林中的影響，敷衍搪塞，始終不敢鬧翻，怕擔上一個酷吏的名聲，夏潯卻不在乎，他從來就沒把自己當個讀書人，雖說自從他做了國公，反而讀了大量的古籍來充實自己。

他想要遼東人識字讀書，文教開化，因為這是文化與科技發展的基礎，卻不希他們變一群天真得自以為可以與狼共的綿羊。不過，他能罵得如此痛快淋漓、毫無顧忌，與他一向謹小慎微的格確實不符，他可以不讚同這些人的看法，心裡面甚至嗤之以鼻，但他完全可以用更溫和的手段，更委婉的語言來表達。

但是他那毫無顧忌的態度，與以往的為人大不相同，所以就連萬世域、丁宇這些與他共事三年，深知他行事風格的人都覺得有些詫異，其實這是因為夏潯心中已經有所決定，行事為人不用瞻前顧後、不用諸多顧忌的緣故，但是遼東軍民並不知道，因此夏潯這種激烈的反應便更加人震了。

夏潯講這番話時雖然趕開了一切閑雜人等，容最終還是傳開了，夏潯激烈的言辭在遼東士林中傳開，了士林中人激烈辯論的話題。如果是在江南，夏潯此舉勢必會被口誅筆伐，但是關外不同，在這裡沒有批判他的文化基礎，久居遼東的文人、出遼東的學子全都是夏潯這番見解的堅決擁戴者。

許多到過韃靼人殘酷迫害的人用淋淋的例子給那些來自中原，還抱著許多天真幻想的夫子們上了一課。這些讀書人獲悉這些無法辯駁的真相後，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看法:自己一直以來所堅持的，到底對還是不對?他們當然不敢質疑聖人聖訓，可實際上春秋時期的聖人們，也真的不是他們這般僵化。

那些先賢的許多事實和作法，都絕對不可能套上一個腐儒的名聲，盡管他們不見得事事都正確，但他們做事的態度，恰恰是務實的，同時也是不斷進步、自我完善的，所以要從聖人言行中找到依據，卻也不是沒有。夏潯當時就曾舉過孔子和墨子的例子。

所以，在遼東士林展開的這場大討論之後，雖然食古不化者還是有，但是已經為數不多，很多遼東士林中人經由此事，自己的思想看法漸漸發生了變化，經由此事，算是對遼東士林的文化和思想進行了一次大洗禮，教育界的改變，意味著整個遼東未來的士林集團將區別於江南，獨立發展下去。

而遼東士林的影響必然在未來不斷向周邊蔓延，大明國都北遷之後，距離遼東很近，遼東士林的這種轉變，對未來的大明朝堂，也將產生無庸質疑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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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當然不可能瞞住永樂皇帝，朱棣在北京聽說此事後放聲大笑。

仔細想來，明朝皇帝打從開國太祖朱元璋起，就同文集團不斷地做鬥爭了，朱元璋如此、朱棣也是如此，每一代皇帝莫不如此。太祖、祖這兩位強勢皇帝還能鎮得住場子，只是越到後來，文集團的勢力越龐大，反客為主，皇帝也得任由擺布了。

於是有的皇帝玩世不恭，專門乾些文們不喜歡他做的事;有的氣得閉宮不出，用拒絕上朝來進行無聲的抗議;有的則拚命扶植宦集團，以對抗文集團，可惜每一種掙扎，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國朝取士，不可不用科舉，用科舉則宦階層必然來自士林，人家的兵源永無止盡，誰能打敗他們?

對抗是不可能功的，改造士林才是唯一的希。皇帝把國都北遷，強敵在側，員們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就必須得有一定的務實態度，不可能一味活在自己心中虛構的大同世界裡面，但是這種轉變是有限的，每一代員都大多從江南來，即便是肯轉變的，也有一個相當漫長的認識和進步的過程。

而本來的歷史上，直到明末遼東也未建立起文政府、樹立起有別於江南的士林勢力，皇帝無法從士林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就隻好選擇絕的對抗，最終是兩敗俱傷，旁人得利。如今遼東士林的出現，和遼東士林思想意識的轉變，其意義非常重大，未來的皇帝可以從文集團部聽到不同的聲音，這對未來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

夏潯並不是算無策的聖人，這一點他也沒有想到，但是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你開辟了一條新路，隨之必然會因此衍生許多新的東西。一條路開好了，你的目的只是想讓兩座城池間通更便利，可這一路上，自然而然就會出現酒館、客棧，新路兩旁通要道的鄉鎮自然而然就會演變商賈雲集之地，久而久之，變大城大阜。

夏潯在遼東推行文政府、推行文教，本來只是因為遼東軍政府的統治在歷史上已經證明了是失敗的，他們鎮了遼東兩百多年，那兒的人依舊不曾歸心大明，把自己當明人看待，一俟朝廷力弱，無法繼續以強大武力鎮，便趁勢崛起，所以夏潯另僻蹊徑，采用同化、融合手段促其歸心。

但也因此，意識形態有別於江南士林的遼東士林，因為有了這適合它獨立長的土壤，便也隨之出現了，現在他們還很弱小，可是未來卻不然。再加上歷代大明皇帝都在同文集團，實際上就是跟江南士林集團做鬥爭，這些倒霉的皇帝本來在士林中是絕對找不到同志的。

遼東士林的出現，將為整個士林吹來一陣新風，未來也必將被皇帝重用，引作製衡江南士林的一力量，他們的崛起已必然。

其實哪怕沒有夏潯今天的這一舉，遼東士林在其中，其思想意識早晚也會轉變，從而區別於江南。特殊的地理環境、多民族的份構、時刻不斷的憂患意識，是必然會促使其思想文化的進步和變化的，如今只是不用付出慘痛的代價再痛定思痛，就已提前開始了蛻變和進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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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聽到夏潯在遼東痛罵士林的消息時，正聽工部尚書宋禮和僧錄司正印道衍大理由向他稟報鑄造當世第一大鍾的事。

道衍是此次隨朱棣一塊北巡的，朱棣想鑄一口當世獨一無二的大鍾掛在宮中，道衍大師和工部尚書宋禮匯集眾多能工巧匠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覆磋商終於拿出了研究方案，這口準備鑄造的大鍾高近七米，按現代的重量單位重約九萬三千斤，鍾外遍鑄文楷書佛經，估計也得有數十萬字。鍾之後，每一敲擊，方圓百裡，盡得與聞。

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一項大工程，對冶煉、鑄造諸多工藝都是一個挑戰，眾多能工巧匠反覆計算、評估，才拿出了這個方案。朱棣要鑄一口獨一無二的大鍾，一方面是要炫耀國威、宣揚實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招攬天下僧之心。

一部，不但完了一樁文教盛事，也減輕了他以藩王登位與士林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招覽了眾多的士林高人為其所用，這口永樂大鍾，就是他招攬天下僧的幾項舉措之一。他在武當山大修道觀，以收道教人心，佛教勢力更大，他又豈會不予重視?

元朝人信佛，自元以來，佛教得到了比前朝更大的發展，到了明朝，雖經元末戰之後，全國仍有僧尼數十萬，其信徒不計其數，這是明朝統治者無法回避和必須認真對待的現實。弄得好可以得到這一宗教群的歸順和擁護，弄不好必將危及新興王朝的統治和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