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聽了李素的闡述，一時間覺得似乎頗有代理，給他指出了一條他從未想過的道路，不由陷沉。

李素便繼續侃侃而談、詳細闡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無年號。秦始皇紀年至三十六，自其為秦王時便算起，並不以稱帝為限。高祖踐祚之前，太史公本紀年事，也以‘漢元年’至‘漢七年’紀錄。

陛下如今已罷黜‘天人應’邪說，改尊《殿興有福》，則天象災變，與人君德行已無聯絡。不如就此廢除頻繁改年號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況，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孫、中山靖王之後，中山靖王初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於武帝一脈，又不用如武、明帝一般忌憚‘天人應’，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舊製，有何不可？”

劉備聽得一愣一愣的，隨後覺得還有道理。

年號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隨著漢武帝使用儒、天人應纔有的。

現在天人應都冇了，不再改也很對啊！這樣還能順帶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妖言眾搞祥瑞圖讖的生存空間。

不過，劉備很快想到，他都已經用過“章武”這個年號了，當時天下還冇統一，事急從權也不便做太多冇意義的標新立異事。李素當時求穩，也冇提，現在卻來提，也不好再把章武這個年號不用啊。

劉備思忖再三，虛心求教：“丞相學冠天人，在綱常大義上自然是通的。不過此事當如何置呢？年號總還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為，事已至此，有那麼多曆史留的疑難。則年號不便廢，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隻與人君本人有關，與天數無關。將來的年號，隻是給人的，不是給天的。一個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議，以後紀年，恢複《史記》最初時的紀法，如‘漢元年’至‘漢七年’那段，同時，再紀錄今上年號年數。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後就紀為‘漢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類推。”

劉備想了想，點頭許可：“此法甚善，不過，其中原理，還要丞相詳加闡述，好讓天下讀書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無知之人以為朕是學識淺薄、不知道怎麼改年號呢！”

劉備可以不改年號，但話必須說清楚，道理要宣傳徹。

這是正本清源、直接繼承秦始皇漢高祖到漢景帝時的優點，改良漢武帝開始被邪說蠱帶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不得又得為他的多付出代價，寫點書論證了。

好在他已經是丞相，提綱挈領給出學思想就行，文筆措辭修飾，讓他老婆代寫。

至於李素藉機闡述出這個理論，倒也冇費他多腦子。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前世他學正統論課程時學過的基礎知識，跟“殿興有福”是綁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幾十年後還能記得。

很多人都知道，從漢武帝到宋朝，中間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經常改年號的。

而到了明清兩朝，就變“一世一元製”了，也就是一個皇帝一輩子就一個年號。

這纔有了後人用年號指代皇帝的稱呼方式，有了“永樂皇帝”、“嘉靖皇帝”、“崇禎皇帝”、“乾隆皇帝”這種說法。

但絕大多數冇學過正統論的人，對於“一世一元製”的出現，隻是記了個結論。

哪怕曆史係考生，考試也就考這麼一個概念和事實，冇去細究過其中的正統哲學原理。

事實上，“一世一元製”在朱元璋的時候剛出現，就是跟“殿興有福”高度捆綁的。

畢竟曆史上“殿興有福論”就是劉基宋濂方孝孺這仨弄出來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這種製度，就代表年號從“天人應”時代的對天負責，改為對人負責。

因為對人負責，所以人冇換年號就不換，跟從此是否“天數有變、神更易”無關了。

很多無知之人還小看“殿興有福論”，說什麼“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麼冇見中央朝廷大張旗鼓宣揚‘殿興有福’？”

其實有些東西哪用刻意全麵宣傳，畢竟你宣揚那些明朝的學者個人的地位，對清的統治者也冇直接利益，那當然是借對他最有價值的部分來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發福利的，把好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對恩人恩戴德。

清朝繼承了一世一元製，就是借鑒繼承了“承認殿興有福，反對天人應”的好。

所以，讀曆史書千萬不能隨便隻讀個結論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這些人當時的貢獻，是遠比後人覺得的大的，至他們極大削弱了從劉徹到朱元璋、中間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對國家的束縛力度。

不能因為朱棣後來把他們的家族滅門了，就因為朱棣、便抹殺死者在正統論哲學上的功績。

曆史從來不是簡單的對錯，不存在“好人的敵人就一定是壞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殺的人都是壞的。

更不能因為後世人對儒家的普遍壞印象、網上一片罵“世家大族”的流量碼，就把讀書人當中那些試圖做出改良優化的人的努力，也統統無視。

而李素作為這個世界的《殿興有福》締造者，當然在這種大是大非的綱常正統上不能含糊，必須堅決建議劉備也搞一世一元製。

否則要是把這事兒疏忽過去了，將來等其他後人鑽研學、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著他的旗號提出、那他李素可丟不起這個人吶。

李聖作為《殿興有福》的締造者和集大者，怎麼可以犯這種低級錯誤？一個人的學係得邏輯自洽，這是封聖的基本要求。

……

此後一段時間，李素便投到了這個學係的完善建設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嚴了。

然後上給劉備過目，又跟其他一些學員切磋一番，明發天下。

算是為大漢朝從此開始確立一世一元製度、並同時使用“漢多年”和“年號多年”這套雙軌並行紀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條依據。

藉著這個契機，大漢的治理也進了一個新階段，掃除外患之後、重新休養生息的和平發展期。

此後兩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冇發生什麼大事。隻不過國債還款的速度，比預期地稍稍慢了一點點，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纔算徹底還清。

其中的曲折，也屬於意料之中的正常調整：那幾年裡，又發生了幾場天災。幷州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蝗蟲和旱災，讓一州之地絕收了一整年還不止。

好在幷州人口不多，靠緩過氣來的冀州和關中補，還能撐過去，隻是花點錢糧，免稅兩年。

後來又是荊州再次水災、地震。

這些開支，加上關羽最後肅清階段也得在北疆保持兩萬人左右的作戰部隊、始終於出擊狀態，有持續的軍事行，也要開支。

這兩項加起來，可不得多耗費了一年的財政結餘。

不過，這幾個休養生息的年份裡，朝廷方雖然冇有大興土木、搞建設，但民間的工商業開拓發展和自發投資，卻是迎來了一個黃金期。

之前運河網絡和大江大河河海轉運網絡的完善，讓整個國家進了第一次統一大市場的黃金期。

百姓變得愈發富足、藏富於民，各種社會分工也愈發細化。

之前隻在長安雒和鄴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邊百姓不再種糧食，而是全力種難以長途運輸的易腐蔬菜供應都市、自己再買外地運來的糧食吃”現象，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自發取經學習先進致富經驗，已經擴散到了至一半以上的州治級城市。

也就是都、金陵（建業改名改回來了）、武昌、襄、宛城、薊縣、下邳、襄平、濟南，都或多或出現了這樣的經濟形態。

這樣的民間經濟自發長、社會分工深化，也反過來進一步反哺了“租庸調輸”法的貫徹落實。

因為“租庸調輸”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調”法，差距最關鍵就在於一個“輸”字，把運輸本折價稅賦計算係，拚命鼓勵民間自發想辦法降低運輸本，給降低運輸本的人讓利，擴大工商業流通。

現在每個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邊、百姓都敢於連自己口糧都不親自種了，而是賣菜後用得來的錢買糧食，這個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是日新月異，遠非當年的自給自足狀態可比。

朝廷的工商稅收稅也變得更為便利，稅基征收係統也更為完善、征收本也便於平攤下去。

因為無論從事工商的人多，每個郡縣要養活的必要工商稅務係統吏，是絕對不會的。

要收的稅多了、稅基大了，對於固定征收本的“折舊攤銷”，當然是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