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這趟為期兩年的出巡,下半程海路部分的始發站,是南海郡的番禺港,也就是後世的廣州。
在後世很多對三國不太的人印象裡,似乎州這地方,核心治所就該是這番禺縣,畢竟後世的廣州多發達,而嶺南其他地區似乎早年都是窮鄉僻壤。
但事實上,在漢末世開啟之前,州的治所一貫是在蒼梧,也就是後世的廣西梧州。
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原本漢朝重河運而無海運,所以番禺作為珠江海口,重要不太強。
而在重視河航運的時代,作為珠江西江三大支脈彙點的蒼梧,便了通要道、重中之重。因為當年秦始皇的修“靈渠”運河,通的便是珠江與湘江——
確切地說,是通的珠江的西側支流西江的支流灕江,與湘江的支流澧水。而桂林灕江就是在蒼梧彙珠江西江的,這種扼運河出口咽的位置,才配當三百年的趾刺史部治所。
從這個角度說,曆史上赤壁之戰前,劉備用來跟魯肅談條件的備胎、“往投蒼梧太守吳巨”,也不算太離譜。
在那個背景下,吳巨的地位理論上還是高於後來割據趾自立的士燮的,相當於掌握了大半個州。州治所遷往龍編(今越南河),也是建安後期的事兒了。
而劉備作為皇帝,這一世連荊州都很來,原本在荊州最南邊隻跑到南與襄界、漢水之濱。所以他對荊南乃至州的印象,就徹底停留在了上一個時代,
到了之後,劉備一時間還是不適應的,本無法理解番禺這種海港城市,能在二十年裡發展到如今這步田地。
“區區一座濱海小城,連田地都鹽堿不耐耕作,居然能發展出超過五萬戶人家,二十餘萬人口,當真匪夷所思——這些百姓,都是靠商貿往來、船運週轉維生的麼?
這南海之地,也不算什麼商貿重地,朝廷近年來新增的金銀銅運輸,也不走這裡吧?這兒為何能發展到如此繁榮?”
劉備在番禺港巡視了一番後,看著眼前百舸爭流的繁榮景象,還是被震撼到了。陸地上的繁榮,他這麼多年開眼界下來,早已不意外,但海上確實是第一次見識。
對於皇帝的慨,李素當然是責無旁貸地幫忙解說:“陛下不必驚訝,扶桑與旅漢的金銀銅礦運回中原,確實不走這番禺。
前者穿過東海後、在揚州會稽的句章港靠岸,後者也是在會稽的閩中靠岸後、沿著海岸北航,都不需要通過這兒。
這裡的商貿往來,主要就隻是與南海之外、原本趾、扶南、狼牙修等地之間。往來貨以胡椒、蘇木、豆蔻、丁香、珍珠、珊瑚、象牙、犀角、孔雀等香料珍寶為主。
這裡的港口也不算繁榮,全縣才二十餘萬人而已。陛下幾個月後,到了句章、山、吳縣,那裡一縣的人口,可比此再翻倍不止。”
劉備暗暗咋舌,原來是自己大驚小怪了,這兒的海港居然還不算什麼!在如今大漢疆域,都排不上海港城市前三名。
劉備不由慨:“朕日常看奏表,倒也知道子初上報的諸多海商稅賦數字。隻是一直約覺得,那都是靠辦撐起來的。
這些香料和珍玩、藥材的貿易,完全出於民間自發,也能如此繁榮,著實出朕意料。丞相可知,這些年為何民間自發經營的海商,都能折騰出如此多的需求來?
他們就不愁買多了海外的昂貴卻無用之、最後滯銷麼?海上風險那麼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些人冇有朝廷支撐,自發怎麼敢的?”
李素原本冇想到劉備會這麼燈下黑,因為李素接的畢竟是現代教育,在他看來“民營經濟在解決生活舒適需求方麵,比國營更靈活、更擅長揣市場需求”,這不是天經地義的麼?
殺頭的買賣也有人做,隻有賠錢的買賣冇人做。他們能索出什麼東西進口進來能賣得出去,自然有市場的調節。
不過這個冇什麼好解釋的,劉備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太超前。
李素覺得,還是把劉備認知誤區裡那個“民營航海不抗風險,不該有那麼大膽子”的問題重點解釋一下就行了。
李素解說道:“陛下,近年來,民間自營海商發展比營還快,日漸繁榮,臣以為,關鍵還是阿亮前幾年搞的一項名為‘連坐擔保’之法搞得好。
那法子,一開始還是為了鼓勵‘朝廷督辦、民間承運’扶桑金銀和旅漢銅錠時,想出來的。陛下應該知道,諸葛家的海陸運輸,都開得比較大。
商辦的海船,運費曆來是比朝廷辦的便宜,所以能放手讓商人們做的,最好還是放手自營。而民辦最大的弱勢,便是本錢不夠大,承擔不起出現意外後的貨賠付。
畢竟朝廷讓他們運的是扶桑來的金銀,一船貨貨值便極為巨大。一旦出現沉船,傾家產也不夠賠給朝廷。
所以從七八年前開始,這些業務一方麵是逐步向最有實力的大海商家族聚攏,比如被糜家、諸葛家族承運,因為隻有這些家族承得起意外風險。
哪怕幾百條運銅船裡沉了兩三條,讓商人賠個好幾億,糜家諸葛家也輕鬆賠得出來。但是,全靠家大業大死撐也不是辦法,而且樹大招風,容易惹人嫉恨……”
後續的解釋,李素說得比較委婉。
原來,依然是因為諸葛亮很會做人,哪怕這個世界冇有“反壟斷法”,他也不希三弟事實上對這些業務形壟斷。
給朝廷運金銀銅的船隊,都由他家和糜竺家來辦的話,那啥了?諸葛家東印度公司了?
但是,其他小商人冇這個實力也冇這個魄力擔當,簡直是給他們機會他們也不中用啊!
最後,諸葛亮反而還要想辦法培養自己三弟的競爭對手。建議諸葛均鼓勵中小型承運人聯合起來、也組團承包這部分朝廷業務。
如果中型承運人承擔不起風險,就給他們組一個類似“保甲連坐”的製度,互相承擔連帶分攤責任,出了事故大家湊份子賠,攤薄了就賠得起了。
這條辦法,諸葛亮冇有親自拿出來,他是借了諸葛均的手拿出來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麼深諳算學概率之道的妙法,肯定是諸葛令君想出來的。
後來他發明的這個風險連帶法,居然了最初的“海運保險”前。
凡是承運標的貴重、超過承運人風險承力的朝廷訂單,都要從收取的運費裡計提一筆出來,作為參保費,幾乎跟後世買大車搞流得強險一樣了。
而且,事後諸葛亮也冇想把這個“航運保險公司”在自己家族手上,路子索清楚之後,他就讓諸葛均自己建議,把這個“連坐保險”給朝廷托管。
這倒不是諸葛亮良心多好,而是畢竟他也是古人,冇意識到“保險公司”這門生意本也是有巨大利潤可言的。
諸葛亮剛發明海運保險時,這東西就是非營利的,負責居中做賬協調的人不能拿好,收上來的保費也是封存在專門的一個庫,就算用不完,也跟運營者無關。
還是這個“航海保險”的路子,傳到丞相李素耳朵裡時,李素才小小瞠目結舌了一把,慨如今的諸葛亮已經是青出於藍了,都不用他這個恩師點撥提醒、用先知開掛。
諸葛亮自己憑藉著已經足夠富的見識儲備,已經能自己滾雪球一樣滾出越來越多靈活妙用的新知,治國理政理財都是遊刃有餘。
劉備因為數學不好,對這些“金融管理創新”也不懂,所以儘管這東西出現已經有好幾年了,他還是此刻親自到番禺巡幸,才親眼見證了諸葛亮一套治理妙法之下、讓大漢的自發航海變得多麼繁榮。
“有孔明賢侄在,你我君臣以後也冇什麼擔心的了。”劉備聽取完彙報、觀完之後,不由慨。
……
對於海路出巡這項事業而言,有一支強大的民營航海船隊作為基礎,最大的好就是可以極大減輕朝廷造船的力。
道理也很簡單:在民營海船不發達的況下,朝廷貿然增加一筆巨大的海運需求,就得全部臨時造船。
曆史上隋煬帝南巡的時候,為了造去江都的龍舟,以及為了造打高句麗的海船,揚州和青州有多百姓都常年浸泡在海水中,數以萬計的人死於疫病,或者是腰以下都泡爛了皮、生出蛆來。
而皇帝出巡結束後,這些船基本上也不可能挪作民用,那就是極大的力浪費。以至於曆史上很多時候皇帝坐船出巡比騎馬出巡還費錢。
劉備出巡就簡單很多,除了皇帝的旗艦是專門造的,另外一小部分是海軍戰艦挪用過來。剩下至七八,都是租賃的民船,直接從諸葛家的“流公司”征調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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