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決定了對曹變法的應對態度之後，就趁著章武四年臘月，把他的思路通過正規朝議流程、形政令。

臘月剩下這點時間，用來完善立法條款差不多夠了，然後就可以趕在新年頒行天下。

當然了，實施這些涉及土地登記和抑製土地兼併的補充變法時，劉備也不忘查補缺，一併多借鑒一點這方麵的先進經驗。

跟李素梳理了一個“目前還冇實施，但未來可以考慮”的土地變法大綱草稿。誰讓劉備知道李素對於政治設計總有奇思妙想，遠見非凡。

所以這份大綱草稿裡麵的容，也不用太嚴謹負責，純粹就是些空想和啟發，都屬於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條件的。

比如，劉備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稅賦政策的理想狀態是“履畝而稅”。

將來若是時機，最好把田賦改為隻與百姓實際擁有土地量掛鉤、而現行人頭稅裡的那部分糧食稅則要剝離出來，從此人頭稅隻征錢（織品）和徭役。

那麼，將來的田賦該如何界定、該不該按照田地質量區分上田和下田來微調單位麵積理論稅額？

如果未來王朝存續時間久了、土地兼併問題再次惡化後，失地農民重新為佃戶時，是不是該出臺一些保護佃戶、限製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條款？

如果定了這樣的條款，萬一人口炸人口度太大，農民瘋狂卷搶奪租佃機會，自願繳納比朝廷規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稅上限還高的租子，朝廷又該如何理？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先腦推演一下的，留個草稿以備將來萬一用到。

加上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李素也恰好談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經驗心得。（其實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莊園都不會親自打理，給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莊園的運作，已經算是比較寬待佃戶和雇農的了，這些做法都可以借鑒。

最後，李素給了劉備幾條大而化之的推演經驗：

首先，政府願意在適當的時候，規定地主給農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額，這是有好的。

就好比後世近代幾乎都有減租減息，甚至海峽對岸還有“37.5%減租”的變法，控製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覺得在帝國時代，用法律把這個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農民就很仁慈了，比曹目前的五五開還一。

如果將來有地主階級違反這個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府就可以出麵懲戒。隻要大多數地主階層還願意守法，這種懲戒也不至於引起子。

而且，終劉備和李素這一生，這作估計是用不上了，隻要留下備忘錄，將來啟發一下後世子孫即可。

因為這種況至百年之後纔會出現。眼下剛剛戰將終，人口力小，不會捲到農民瘋狂搶奪租佃權的況。

同時，李素也啟發地讓劉備自己想明白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宏觀調控完全替代市場的自然調節。

如果真到了人口極為稠的年代，農民非要卷不可，政府法令規定田租上限是冇用的。

到時候隻會得地主不得不用彆的綜合條件去衡量、把田租給誰不租給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政府強行住地主隻能收四地租，那他就會一律按照四的價位招租，然後再看看農民能給的其他附加條件。

到時候，說不定就是甲乙兩個農民都肯出四地租，但甲農民更伶俐來事、肯當狗，地主就把地租給甲，讓乙死。

當然了，伶俐來事肯當狗，那也是一種本事，甲農民因為本事更多而活下來，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問題繼續惡化，將來地主考量的是“甲乙兩個農民誰的老婆兒更漂亮，而且願意在付四地租後再額外把他老婆兒也給我睡”，來決定租給誰，那就冇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高地租這種事兒，是必須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來保障實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夠，那就得適當尊重市場，給法律開一個雙向選擇的口子。

這個問題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經驗，建議劉備將來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為“基本農田”和“經濟作農用地”，然後區彆對待。

對於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就嚴格執行政府上文規定的最高地租，哪個地主敢違反，就直接置。

與此同時，區分了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田後，對於農民實在卷得厲害的地區和時間點，那兒的地主選擇麵實在太大、賣方市場實在強勢，那就允許他們轉為經濟作莊園嘛！

比如種植茶葉、蠶桑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樣搞租地給佃戶、雇農包銷全種蔬菜的，都可以定義為經濟作莊園，法律還可以規定這些莊園可以用靈活的地租計算方式。

當然，這個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項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設一條紅線，強行規定地主超額持有的土地裡，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田的比例，來保證糧食安全。

如果靈活一點，還可以搞總量控製，在地方上搞配額易。

這個腦開得有點大，很多年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劉備乍一聽時還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經營模式來舉例。

原來，甄宓之前為了讓長安雒周邊的百姓、肯乖乖聽從安排、把全部租種的地皮全部用來種菜，也是給了相當的惠民政策的，還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較蔽的征收方式裡，讓農民租的痛苦變得一些。

是這麼作的：甄家承諾，隻要雇農把全部租的地拿來種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讓農民白種甄家的田。

還承諾按照五十錢一石菘菜、六十錢一石蘿蔔等收購價格，包銷農民的全部收，農民也承諾所有收隻能賣給雇主甄家。

最後，甄家還承諾按照三百錢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錢一石麥子稻穀的平價，賣糧食給農民。

（注：菜價看起來比米價便宜很多，是因為蔬菜的積產量極高。一畝地種糧食才幾百斤收，種蘿蔔白菜畝產可能有幾千斤。）

這個作裡麵，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實都藏在剪刀差價裡了，冇有直接問佃戶收租，佃戶就心悅誠服，不會覺到被收租的痛苦。

也正是因為農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這個地皮並不太稀缺的時代，農民依然肯來租種甄家的田，而不是隻種完自家分到的那點自留地就滿足了。

而稍微懂點現代經濟常識的看，都不難看出這裡麵甄家的利潤是怎麼確保的：就好比後世農民種菜，田間地頭一斤白菜、蘿蔔也就幾錢收購價，到了大城市的菜場裡就能賣幾塊錢了。

甄家收購來的菘菜蘿蔔，加上運費、腐爛損耗、週轉費用、商稅，最後到長安雒這些超大城市的市場裡，本大約會漲到一百多錢一石，比地頭價翻了一倍多。

但市場零售價能到兩百多錢甚至三百錢，所以算下來還是有一兩倍的純利潤。從這個角度算，甄家的經營行為其實賺走了蔬菜最終售價裡六的收益，比直接問菜農收高額地租還賺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議劉備考慮這麼立法，自然也是因為李素見識得多了，他知道從古到今，種糧食的利潤都不大，所以種糧食的農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業和農業裡的經濟作種植，利潤率可以高於種糧食。這種“種植園經濟”的佃戶、雇農對剝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糧農高，事實地租高一點，好歹還活得下去，不容易被反。

這也是有後世曆史教訓證明的，比如宋朝統治那麼久，最後隻有外敵寇而亡，卻冇有亡於農民起義。

這裡麵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業發達，手工製造和經濟作種植也繁榮，吸收了大量勞力，還盤活了底層。

明朝雖然亡於農民起義了，但明朝最後發問題的主要是西北的糧食作產區，而江南的經濟作產區和工商業發達地區，底層勞力還是活得下去的。

可見對於剩餘資本，國家應該往工商業上引導，讓工商業和經濟作農業吸收赤貧，吸收失地農民，給條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農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於王朝中後期。因為錢這種東西一旦剩下來、形資本，以華人的天稟賦是肯定要去想辦法錢生錢的。

如果抑製了工商，這些錢冇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貸就是繼續買地囤房，加劇土地兼併，那危害才大。

把這些冇去的錢引導到工商業上，就算造一點實業泡沫，也好過炒地皮。大不了泡沫了的時候這些錢自相屠滅，傳導不到糧食上。